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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1872年，在中国第一位耶鲁毕业生容闳的运作下，清政府最终同意了每年派出30名，4年共计派出120名幼童赴美留学。

  这些孩子都是贫苦人家出身，在家时吃不饱也穿不暖，更没机会接触科学文化知识。

  来到美国后，他们分散居住在周边的美国普普通通的家庭中。脱离了清政府统治下压抑沉闷，死气沉沉的中国。幼童们如饥似渴的吸收着先进的知识，补充着身体发育所需要的营养。

  同时，他们也开始尝试摆脱清廷套在身上的种种枷锁，他们脱去了身上导致行动不便的清式长袍，剪掉了辫子。

  换上精神衣服，梳起了分头，脸上洋溢着自信阳光笑容的他们，仿佛昭告着世人，当挪走压在身上的全部“四座大山”，清朝人一样帅炸天际。

  然而，这些举动被清政府视为不祥的征兆，认为幼童们慢慢的开始“夷化”，已不再服从自己的管教。

  对孩子们剪去长辫的做法更是定性为离经叛道，欺师灭祖。而这也为整个留学事业的命运蒙上了一层灰暗的面纱。

  那么，双方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冲突，孩子们为了剪去长辫，又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其中的故事。

  上一篇我们说过，由陈兰彬和容闳分别担任出洋肄业局的正副监督，带领幼童们漂洋过海来到美国，三三两两居住在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市的普通美国人家中。

  不得不说，这些信奉教义的寄宿家庭，都是一些纯真善良的人，他们给予了这些幼童家人一样的关心。

  第二批幼童李恩复被分到了斯普林菲尔德的威利夫人家，威利夫人一大早就乘着马车前往迎接，一见到孩子她就热情的给了个大大的亲吻，让不习惯西方礼仪的李恩复满脸通红，羞的说不出话。

  第三批幼童朱宝奎抵达当天，寄宿家庭便为他们整理好衣服，准备好书桌、床铺。两个孩子同睡一张大床，床上早已铺好了干净的被褥。

  女主人还细心地将幼童们使用的手帕缝了边，嘱咐孩子们拿苹果来送给中国的师长，可见这些美国家庭不仅在生活上对幼童关怀备至，还精心地培养他们的言行品格，使得孩子们落落大方，举止得体。

  在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下，幼童的得到了飞速的成长，而且和寄宿家庭间也都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，以至于终其一生都念念不忘。在幼童们后来的回忆录中，类似的记述屡见不鲜。

  第一批赴童黄开甲，在美国受到巴特拉夫人一家的热情款待。回国以后，他致信巴特拉夫人，在信中写到：“你的家庭曾给我许多爱和启示，使我永念不忘。下次有机会赴美，我将首先来看你们，是您的家庭才造就了今日的我。”

  还有寄住在美国人威利·诺索布家中的罗国瑞。他在1907年写给威利的信件中说：“读您的信，使我回忆起在西海芬我们共同的童年。那里有海滩与树林，我相信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在那里度过的。人人是那样和蔼可亲，而最使孩子们念念不忘的是那丰盛可口的食物。就在这种无忧无虑的环境中，我们共同步入成年。”

  正如第二批幼童温秉忠在回忆录中所说，美国老师及监护人，那种‘家长式的爱护’，使幼童们铭感不忘。“家长式的爱护”，这能够说是至高无上的评价了。

  在享受关怀的同时，孩子们也在用他们的勤奋和努力，回报着这一切。有的孩子还因为学习过于刻苦，夜以继日，导致生病住进了医院。

  他们有的有着优秀的语言天赋，邓世聪和陈巨镛分别获得哈特福德中学拼写比赛一二等奖；霍普金斯语法班的李恩复获得英文和希腊文第一名，周传谔获得拉丁文和书法第一名。

  他们还有着令人惊叹的体育天赋，日后成为大清外务大臣的梁敦彦是最佳投手。钟文耀是耶鲁大学划船队的队长和舵手，校际比赛经常由他指挥，由于他高超的指挥和技术水平，使耶鲁大学连续在1880年和1881年击败了哈佛大学划船队，蝉联冠军，他也因而受到了同学们的敬仰。

  据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白杉菊回忆，钟文耀会事先到要比赛的河道，把准备好的木块扔进水中，观察风力如何推动木块在水中运动，从而推知水流和风会如何作用于行船。然后，在比赛指挥时便胸有成竹。

  如此优秀的表现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，身边的美国女孩子再也看不上美国男孩，她们认为这些来自中国的青年很英俊，很优秀。这也让美国男孩嫉妒不已。

  然而最让人感动得是，这一些孩子虽然身在异国他乡，享受着优渥安逸的生活，但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国家。

  那几年哈特福德高中的毕业典礼，留童奉献了一个个经典的演讲。比如梁敦彦的《北极熊》，痛斥了沙俄侵吞中国领土的行径。蔡绍基的《贸易》，揭露了英国可耻的贸易，并代表那一批留童，用英语喊出内心的声音：“中国没有死，她只是睡了，她终将会醒来，并注定会骄傲地屹立于世界。”

  是的，如果清政府能一批批的坚持派出优秀的青年，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知识，中国是有可能像日本一样，在近代逆势崛起的。不过很可惜，清政府的顽固和落后，让他失去了这样一次绝佳的机会。

  在幼童们迅速融入当地社会，飞速成长成才之际，他们同清廷的矛盾也开始愈加尖锐。

  1875年，第三批幼童赴美后，容闳获得清政府批准，在哈特福德市中心修建的出洋肄业局大楼也正式启用，这是一栋三层的精美建筑，毕竟，清政府一向是把脸面看的高于一切的。

  然而，就是这栋本应当被幼童们当做温暖的家的精美大楼，却被大家唯恐避之而不及，还给起了一个可怕的称呼：地狱之家。

  曾国藩和李鸿章之所以选用陈兰彬作为出洋事务的正监督，而让明显更在行，更懂美国的容闳作为副监督，是有自己的考虑的。

  首先，陈兰彬跟曾国藩搞过洋务，对西方的科技有一定的了解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幼童更好的学习。其次，他是翰林出身，这个身份则有助于让朝中那些顽固的守旧派们更好接受。

  而这也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。站在支持留学的曾国藩一方，更希望幼童们能多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技术，把时间都用在这上面。

  然而守旧派则要求幼童必须分出大量的时间接受中国的传统教育，要读经史，拜孔孟。尤其要求进行忠诚教育，要对皇帝进行远程跪拜。防止这一些孩子被西方文明所“异化”。

  站在今天，我们很难说孰对孰错，毕竟中国的民间传统文化中，虽然有糟粕，但也有许许多多的精华。国学和西学同时学，是没问题的。

  但站在当时看，很明显曾国藩的要求更加务实。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了。幼童留学的机会很难得，清廷需要拨付大量经费，负担沉重。在这种时候，应当分清主次矛盾，把有限的学习时间都用来吸收更多更宝贵的现代科学知识。

  至于中国的民间传统文化，等到将来回国后慢慢再补习也不迟。至于那些忠君爱国教育，更是多余。事实上，虽然这些孩子们吃着面包喝着牛奶，但是绝大部分，终其一生，都完完全全的忠于自己的祖国，为祖国奉献了自己的毕生所学。

  可是，作为局内人的陈兰彬，却很难完全不去顾忌自己的身份和处境。他见识过朝野舆论积毁销骨的威力，连奕訢、曾国藩这样的人物都抵挡不住，更何况小小的自己。

  因此陈兰彬为幼童们制定了许多的条条框框，比如带领他们诵读《圣谕广训》、举行远程跪拜大清皇帝的仪式，并且为了让孩子们有更多的学习民间传统文化的时间，他还会干预诸如做礼拜、踢足球、穿西服等琐事。

  同时，陈兰彬和容闳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愈发尖锐。在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陈兰彬看来，幼童理当保持“长衫马褂”的装束，以示效忠清廷；参加户外活动和体育运动则属于“沉迷游戏，荒废学业”的不端行为，因体育活动而改换服装，则更是属于“大不敬”。

  但容闳认为体育锻炼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具有非消极作用，反而鼓励学生参与体育活动，更不会因为学生参加运动更换洋装而反对。

  在学生参与礼拜这一问题，陈兰彬禁止学生参加宗教活动，认为这是西洋。然而容闳本人是基督教徒，并不反对学生参与礼拜。

  陈兰彬的守旧，在容闳看来，是因为其早已习惯将朝气蓬勃的孩童束缚住，压制孩童们自主革新的精神和率真的性情。而孩童们在出洋后，卸下了昔日内心所受的压力和约束，欢呼雀跃地去追求自由与灵性的舒展，在陈兰彬等守旧派眼中，便属于极为严重的离经叛道行为。

  但是，把双方的矛盾完全归咎于陈兰彬也并不妥。因为能被曾国藩看中派来主持留学事宜，说明陈也并非无能之辈，在对外事务上，他做出的成绩可圈可点。

  他曾赴古巴调查华工遭虐待情况，签订了《古巴华工条款》，解决了华工的生活境遇和人身自由等问题，受到了交口称赞。

  而且陈兰彬离开出洋肄业局正监督位置后，清廷又派来的三任正监督，都和容闳有不一样程度的矛盾。

  究其根源，还是清政府的体制出了问题，清政府压根就没有想过真正的改革，他们只想培养一些掌握了先进的技术的“奴才”为己所用。在这个前提下，对留学幼童的任何“不规矩”行为都会严防死守，任何鼓励或支持这种行为的官员都会被朝野所不容。

  矛盾的激化发生于1880年，这一年，留童计划已确定进入了第八个年头。当年的幼童们大部分已经从幼年步入青年，并逐步进入了中学院校继续深造。

  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潜在的反抗意识也开始逐渐地转化为实际的行动。再加上刚到任的出洋肄业局第四任正监督吴嘉善大力整顿教学风气，对学生们要求极为严格，更加加剧了彼此双方的矛盾。

  1880年，幼童容揆高中毕业，考入哈佛大学。毕业前，他加入了当地的基督教会，并且剪去了长辫。这就彻底触碰了吴嘉善的底线，他勃然大怒，当即勒令容揆终止学业，立刻回国。

  与他一同被送回国内的，还有首批幼童谭耀勋。当时谭耀勋已经在耶鲁大学就读二年级，罪名同样是信教和剪去长鞭。

  面对命运的巨大变故，两名年轻人没选屈服，而是勇敢进行了抗争。当火车经过斯普林菲尔德市，他们借口要与友人告别，趁机下车逃脱并躲藏起来。两人拒绝了遣返命令，抗旨不归，宣布脱离出洋肄业局。

  在日记中，容揆这样写道：“一只生下来就被囚禁的鸟，感觉不到森林的气味。可一旦让他舒展飞翔的翅膀，这时再豪华的禁闭空间，也不能遏止他希望飞到自由天空的愿望。即使天空满是暴风骤雨。”

  尽管拒绝接受清政府的管控，但是他们并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国。两人在美完成学业后，毕生都在为中国服务。尤其是容揆，在中国驻美使馆工作了一辈子，并全程参与了美国归还庚子赔款的事项。

  然而就是这两只鸟儿扇动翅膀带来的自由空气，传递到大洋彼岸的清朝，却引起了滔天的。

  1880年11月，清廷发布上谕，要求李鸿章等人严查赴童中私自信奉基督教的情况，若有信教的幼童，即刻撤回国内。

  那么，等待孩子们的命运又将是什么呢？这些少年归国后，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？又取得了何等成就？下一节，我们再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