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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老实说，在华盛顿这个名利场混了这么多年，能让迈克尔斯蒂尔这种“湖”都感到脊背发凉的事情，真的不多。

  咱们先得明白斯蒂尔是谁。他可不是什么激进的，或者是那种整天喊着环保、平权的人。他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历史上第一位黑人主席，是那个曾高喊“钻，宝贝，钻！”来支持石油开采的硬核保守派。可以说，他血管里流的都是象党（共和党）的血。

  但就在几天前，这位曾经的共和党掌舵人，对着媒体发出了一声长叹。这声叹息里，不仅有失望，更有一种深深的恐惧。

  让他感到恐惧的，不是特朗普重返白宫这件事本身，甚至也不是特朗普对宪法和法治发起的那些“常规攻击”。斯蒂尔坦言，这些他早就料到了，剧本大家都熟。

  真正让他——以及让我们所有观察家——感到瞠目结舌的，是美国那些引以为傲的“体制内精英”们，跪得太快了。

  回想一年前，多少专家信誓旦旦地分析：“美国的制度有韧性”、“三权分立坚如磐石”、“社会精英阶层会形成防火墙”。

  结果呢？斯蒂尔给了我们一个极其扎心的现实反馈：哪怕是最悲观的预测者，也没想到这些机构崩溃的速度会有这么快。

  他在最近的一次电话采访里把话挑得很明：“我原以为律师和高等学府会比我们正真看到的更有抵抗力。”但这帮人，在特朗普的攻势面前，简直就像是用纸糊的防线。

  这招其实很高明，也很无赖。白宫不再跟你玩什么“点对点”的精准打击，而是直接掀桌子。他们同时在多个领域制造高压，让总系统的承压能力瞬间过载。

  这就好比你是一个拳击手，对手不是一拳一拳打你，而是一下子把你推到角落，手脚并用，让你应接不暇。在这种极度混乱和高压的状态下，很多机构得出了一个最省事的结论：与其坚持抵抗，不如选择崩溃屈服。

  高校，一直被视为美国自由主义的大本营，是所谓的“象牙塔”。按理说，这里应该是最难被攻破的堡垒。那里的教授、学者，平时一个个眼高于顶，把学术自由挂在嘴边。

  最新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白宫在过去一年里，冻结了精英大学总额超过50亿美元的联邦拨款和合同。

  理由那是张口就来：调查你是否涉嫌“反犹主义”、审查你的“多元化公平包容性（DEI）”做法，或者干脆给你扣个“自由主义偏见”的帽子。

  50亿美元啊，朋友们。对那些虽然名气大但开销也巨大的私立名校来说，这就是命门。

  不管是财务和解，还是调整校内政策，甚至是做出监管让步，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学术殿堂，在金钱面前低下了高贵的头颅。他们选择把那些让白宫不爽的政策改掉，把那些让白宫不爽的人调离，只为了换回那张支票。

  斯蒂尔对此看得非常透彻，他说了一句足以载入史册的金句：“一旦你向恶霸屈服，你就会永远被欺负。道理很简单。”

  在这个大溃败的背景下，哈佛大学成了那个极其稀缺的另类。它是少数几个坚持保留拨款、没有全盘跪下的院校之一。这反倒成了一种讽刺——坚持原则竟然成了新闻，而随波逐流成了常态。

  在美国的政治生态里，大律所往往扮演着“最后一道防线”的角色。他们懂法，有钱，有人脉，最擅长的是利用法律程序跟政府周旋。

  面对特朗普政府的重压，不少顶级律所并没选硬刚。他们选择了“谈判”。谈判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是达成和解，是同意提供符合“特朗普优先事项”的公益法律服务。

  大家听听，这是什么操作？用免费的法律服务，去换取政府的高抬贵手。这不仅是妥协，这简直就是一种变相的“效忠”。仅有极少数的律所选择了起诉维权，大部分都在权衡利弊后，选择了那条看似容易、实则万劫不复的路。

  斯蒂尔对此感到无比失望。他原本指望这些受过高等教育、信奉法治精神的精英能撑得久一点，至少撑过第一年吧？结果，他们甚至没等到第一声哨响结束，就扔白毛巾了。

  当然，斯蒂尔今天站出来说这些，不单单是为了发牢骚。作为一个玩了一辈子政治的老手，他的目光已经锁定在了今年年底的重头戏——2026年中期选举。

  斯蒂尔预测，随着特朗普民调支持率的下滑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将迎来巨大的机会。他给出的数字很具体：应争取在众议院中期选举中赢得30至35个席位。

  斯蒂尔提到了2010年。熟悉美国政治的朋友都知道，2010年的中期选举是奥巴马的噩梦，共和党茶党运动崛起，横扫了众议院。斯蒂尔认为，现在的政治格局和当年有着诸多相似之处——民怨沸腾、执政党步子迈得太大、选民渴望制衡。“这些相似点仍能预示2026年的走向。”

  别忘了刚刚过去的2025年。在那一年的选举中，在新泽西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州长选举中取得了胜利，甚至在加州的第50号提案上也赢了。

  大家别小看这几个地方选举。弗吉尼亚州历来是美国政治的风向标，它的摇摆往往预示着全国情绪的变化。斯蒂尔指出，这些胜利都是选民态度的重要指标。说明老百姓对于现任政府的那种“恶霸式”执政风格，慢慢的开始产生生理性厌恶了。

  一方面，特朗普政府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和财政大棒，在这个重返执政的第一年里，以闪电战的方式击穿了美国各个机构的防御体系。大学、媒体、律所，这些曾经的“权力制衡者”，纷纷变成了“识时务者”。

  另一方面，这种毫不掩饰的强权手段，又在民间激起了强烈的反弹情绪。选民们看着那些软骨头的机构指望不上，就开始寄希望于手中的选票，希望能够通过中期选举来“追究总统及其盟友威胁民主的责任”。

  斯蒂尔现在的角色，就像是一个吹哨人，或是说那个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。虽然他曾经是这个党的主席，但他现在比谁都希望看到能赢。因为在他看来，这已经不是党派之争了，这是关于美国制度还能不能存续的问题。

  上层是妥协与交易，下层是愤怒与动员。斯蒂尔的惊叹，其实撕开了美国政治最后的一层遮羞布：所谓的“制度自信”，在赤裸裸的权力意志面前，脆弱得像一张薄纸。

  如果连哈佛这样的庞然大物都需要咬碎牙关才能勉强保住尊严，那普通人又能依靠什么呢？

  中期选举能不能成为问责的契机？能不能如斯蒂尔所料，拿下那30到35个席位，重新夺回国会的控制权？这不仅关乎谁当议长，更关乎美国这辆失控的列车，还有没有刹车的可能。

  毕竟，对于恶霸来说，唯一的语言就是反击。而对于屈服者来说，第一次下跪，往往就是永远跪着的开始。